生態環境法典草案：“綠色低碳發展”獨立成編，系全球首創

備受關注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（草案）》（下稱“生態環境法典草案”）5日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。這將是繼民法典后，中國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。值得關注的是，草案將“綠色低碳發展”單獨設立為一編。

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共5編、1242條，各編依次為：總則、污染防治、生態保護、綠色低碳發展、法律責任和附則。其中，綠色低碳發展編共4章、114條，在現行清潔生產促進法、循環經濟促進法、能源法、節約能源法、可再生能源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議等基礎上進行梳理、整合，進一步結合現實需要，聚焦綠色低碳發展重要領域、重要環節，建立健全綠色低碳發展相關法律制度，包括“一般規定”“發展循環經濟”“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”“應對氣候變化”等4章。

作為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積極推動者和草案的參與者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介紹，生態環境法典草案將“綠色低碳發展”獨立成編，在全球范圍內尚屬首創。從國際視角看，目前全球已有近20部生態或環境類法典，但均未將“綠色低碳發展”作為獨立篇章進行系統規范。多數國家僅在其相關法律中對低碳、循環經濟等內容作出零散規定，或針對氣候變化、可再生能源制定專門單行法，尚未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體系化、法典化整合。此外，全球已有近60個國家和地區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相關法律，但均未將“綠色低碳發展”設為獨立章節，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國此項立法舉措的全球首創性。

那么，“綠色低碳發展”為何能夠獨立成編？

王燦發表示，將“綠色低碳發展”在生態環境法典中獨立成編，是立足中國生態治理實踐、回應時代需求、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選擇。其核心原因可概括為四點：

首先，旨在破解生態治理痛點，推動源頭治理。綠色低碳發展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。獨立成編打破了以往生態立法“重污染防治、輕源頭轉型”的局限，將治理視野從末端治污擴展到整個社會生產和消費體系，通過法治手段推動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轉型，從源頭上防范生態環境問題。

其次，銜接國家戰略，為“雙碳”目標提供法治保障。我國已將碳達峰、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，但目前應對氣候變化領域尚未出臺專門法律。獨立成編可將“雙碳”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舉措從政策層面上升為剛性法律制度，為相關工作和氣候應對提供上位法依據，確保綠色轉型在法治軌道上穩步推進。

再次，完善生態法治體系，推動協同治理。現行生態環境法律體系存在一定的碎片化和不協調問題。獨立成編有助于整合循環經濟、能源轉型、低碳發展、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分散規定，與污染防治編、生態保護編形成“治污—護綠—促轉型”的三維協同格局，使生態環境治理更具系統性和整體性。

最后，回應時代需求，彰顯中國特色。當前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、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。將綠色低碳發展獨立成編，聚焦產業、能源、消費等重點領域的綠色轉型，回應人民群眾對可持續發展的期待，同時體現“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”的中華傳統文化意蘊，彰顯“人與自然和諧共生”的中國式現代化邏輯。

王燦發進一步介紹，生態環境法典草案中關于綠色低碳發展、應對氣候變化、碳達峰碳中和的條款，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邁向法治化、系統化、現代化，其核心意義在于將“雙碳”目標與綠色轉型從政策層面提升為剛性法律制度，構建起“源頭管控—系統治理—協同推進”的全鏈條治理體系，推動從“末端治污”向“源頭減碳、綠色發展”的戰略轉型，為美麗中國建設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。

具體作用則體現在五方面：一是確立國家綠色發展的基本方針和目標，健全綠色低碳發展機制，完善綠色轉型政策體系，加快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，推動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空間格局、產業結構、生產方式、生活方式；二是對已有專門立法的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促進制度進行系統整合，避免交叉和重復，增強法律規定的規范性、科學性和權威性；三是對我國長期推行的廢物綜合利用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整合，系統構建廢棄物循環利用制度，進一步明確廢物綜合利用和循環利用的措施；四是規范綠色消費行為，既包含鼓勵性措施，也設定義務性要求；五是強化能源節約與綠色低碳轉型的協同推進，為綠色低碳發展提供法律保障；六是將尚無專門立法的應對氣候變化內容納入法典，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有力法律支持。